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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业该如何提升行业地位抵御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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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律师界要学习检察机关，切实加强律师执业权利的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努力提升中国律师业整体的政治地位
上午遇见人民大家的何家弘教授，不久前他和其他两位知名法学教授一起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聘为中层副职，演绎了一段中国式的“法学家从检”乃至“法学家从政”的经典童话。在前些年关于检察权的论争中，检察权是否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司法权存在受到学者们相当程度上的争议，而检察机关在这场论争中相对处于被动。吸收有影响力的中青年法学家成为检察机关的一员，也是最高检加强检察理论建设的一项受到广泛关注的举措。昨天最高检副部级检委会委员戴玉忠大检察官在演讲中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定位为一种与被监督者的“平权监督”，低调而务实，感觉到检察机关对检察权的理论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
作为中国强势权力机关之一的检察院，对自身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的困境如此重视，进行的研究与努力如此务实而有效。这很值得中国律师业学习和借鉴：律师的执业权利不具备强制性因而不同于国家权力，也不同于公民权利因为律师还享有一定意义上的调查权。我个人认为律师的执业权利是在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大背景下，由法律所赋予的集合公民私权利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一种类似于第四种权力的公民权利代表。而按照社会契约论的基本观点，国家权力也是公民权利的集合与让渡。中国律师面临的风险是全方位的，且又缺乏任何形式的强制性权力作支撑。所以，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利性质的研究对于提升中国律师地位，整体降低中国律师业的法律风险，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刚才我在隔壁的论坛见到刚刚被选任为贵州高院副院长的李汉宇法官，六个月前他还是贵州一名优秀的执业律师。法治国家的律师，往往是职业政治家的摇篮，这也使律师在法治社会中处于一种特殊的，但无疑是较高的政治地位乃至社会地位。而中国官僚体系的封闭性使“律师从政”不过是一种被动的点缀或选秀，与真正意义上的有着文化与制度支撑的律师主动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乃至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乃至相当级别的官员直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有着天壤之别。如果律师这个职业、这个行业，不能够在法治构建的过程当中有所作为，不能够在政治的舞台上有所作为，那么这个职业、这个行业也就与其他一般的企业没有什么两样。
法律出版社最近从网上下载了我的十个演讲，和其他两位律师的作品一起编成了一本书叫做《从实习律师走向大牌》，论坛期间我看到有这本书在卖而且销量不错。所收录的演讲中有一篇我在纪念中国律师法颁布十周年的一个演讲，题目是“我们的贡献是什么？”作为中国律师，我们确实需要扪心自问：我们的贡献是什么？法治社会的律师，理应是“三个代表”：理应是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以私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的忠实代表；中国律师理应在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以群体的力量发出应有的声音。只有做好这样的“三个代表”，我们才可能拥有广泛而坚实的民众基础，才不至于陷入公共权力打压与民众基础丧失的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律师的地位与执业权利保障，取决于民主法治的进程及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传统。只有中国律师业整体政治地位得以提升，只有中国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不断得以推进，才可能从整体上改进中国律师的执业环境，才可能使中国律师的执业权利受到应有保障，才可能从整体上降低中国律师业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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